王石自述:我的道路与选择

王石自述:我的道路与选择|温故

今天,万科公告了新一届董事会候选名单,名单上没有王石。王石在朋友圈中说:“在酝酿董事会换届时,已决定不再作为万科董事被提名。从当初我们放弃股权那一刻起,万科就走上了混合所有制道路,成为一个集体的作品。”近几年,王石曾在很多演讲中回顾过自己创办万科以来的心路历程,本文整理自2014年他在无印良品总部的演讲。

王石自述:我的道路与选择|温故

我先简单介绍我这个人。中国人是讲属相,我属虎,1951年出生,今年(编者按:2014年)63岁。

我曾在中国西北的沙漠上当过5年兵,复员后做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在铁路公司做技术员,也做过政府公务人员,这是32岁前的经历。1983年也就是我32岁那一年,辞去政府公职到深圳经济特区学习做生意。一年之后1984年创建了万科。

照片上是我当兵时候,那是40年前,我也曾年轻过。我们看到最右边的照片,那是1984年万科成立大会上我当时的形象,我当时的体重是69公斤,30年过去了,我现在体重是67公斤。

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到了中年创业之后体重就会加重,肚子增大,由于我比较在乎我的体型,所以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2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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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谈四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就是道路的选择。道路选择什么呢?

1995年大陆开始评富豪100名,排第一的不时更换名字,但我从来不在100名的名单里。其中原因是:1988年万科股份化改造,4100万股的股份中,部分股票是可以分配到个人名下的,其余的由集体持有。我明确了想法,放弃其中我应得的个人股份。一直到今天,我在万科都只拥有极少的股份。

之所以放弃应得的个人股份,第一,我觉得这是我自信心的表示,我选择了做一名职业经理人,不用通过股权控制这个公司,我仍然有能力管理好它;第二,在中国社会尤其在80年代,突然很有钱,是很危险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不患寡患不均,大家可以都穷,但是不能突然你很有钱。在名和利上只能选一个,我的本事不大,我只能选一头,我就选择了名。

中国大陆100名富豪名单上,曾排在第一的有三位我很熟悉,这三位当中一位现在是长期在海外,不敢回国,还有两位锒铛入狱。当然在中国也有很多很有钱的人也好好的。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必须选择,就是在事业出名方面或有钱方面只能选一个。

可能有人很纳闷,说你的钱放弃了给谁了?我放弃后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做公益。现在万科公益基金会的种子基金就是我放弃的这部分股权,目前主要公益项目在中国。公司是谁的?不是我的。所以我把自己定位成什么呢?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凭我的能力来管理这个企业。这是我想介绍的个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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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万科像中国很多企业,80年代成立,增长得非常非常快,很快就多元化经营,从照片上我们看到万科不仅仅做房地产,还做手表制造、饮料、服装、电器,有的是销售,有的是自己制造。还拍电影、拍电视,还有广告公司。如果说20年前介绍万科,可能我这样介绍更简单一些:就是我告诉你万科什么不做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不做军火,不贩毒,不做酒店,不做餐馆,基本其他全做。

这种情况就是万科做的头十年——1984年到1994年,所以我们叫做多元化。从1994年到2004年,万科经历了第二个阶段,就是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有很多机会,要走多元化比较容易,你会情不自禁地(走多元化)。但是做专业化,在中国的企业中比较少。多元化很容易赚钱,今年这个生意好做,你做这个;明年那个生意好做,你做那个。你比较容易存活下去,但是你发现你在哪个行业当中,都排不到前三名。

所以万科从1994年开始决定走专业化道路,在专业化当中选择了做房地产。其他行业怎么办呢?就关停并转。能卖的卖,能送的送,卖不出去也送不出去的就关掉,当然这是最不愿意的。关掉,原有的正资产一关掉就等于负资产了。按照这样的设想,原来计划5年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道路,就是从94年开始到98年完成。实际上这条道路走了8年才完成,后来万科成为一个纯粹的城市住宅开发商。随着中国房地产迅速增长,万科业务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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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30周年之际,中国主流媒体选出了30个人作为标杆人物,我也很荣幸地作为企业家当选。

为什么选我为标杆人物?第一,我按照中国的标准是一个成功企业家;第二,我又在2003年登上珠穆朗玛峰,又是一个所谓的探险家;第三,万科的经营模式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我公开宣传万科从来不行贿。

我们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由于一些原因,变革当中很多人都往钱看。一度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不正之风比较严重。但一家民营企业如何在经营当中保持着自己的道德底线,我非常明确我绝不行贿。显然在中国当时那样的经营环境当中,就感觉很特别。

所以选我作标杆人物点了三方面:一个是成功企业家;第二个是著名登山家;第三个叫做不行贿者。评委会问我这三个标准你最喜欢哪个,你最喜欢著名企业家?成功登山家?还是不行贿者?我选择了不行贿者。

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当中,我很自豪,就是把不行贿作为我的一个标签。当然我觉得这也有点悲哀。在成熟社会当中一个企业家如果你不行贿就出名,那就很滑稽了,因为不行贿是一个底线。成熟社会有没有行贿的?我想是有的,但是我想一定是不阳光的,一定是在社会上见不得人,出了问题会被处罚的。但是在中国它一度似乎成为了一个潜规则,好像你不行贿的话,你怎么做生意呢?尤其作为一个房地产发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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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讲讲我对管理企业的一些个人体会。刚才提到了1998年万科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也就是在第二年,1999年我48岁的时候辞去总经理职务,在辞职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公开讲演,就说我不当总经理了,但是我对公司运转很放心。因为我给万科留下了四个东西:第一个是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刚才讲不行贿是它的底线,当然只是它制度的一方面,还有透明、规范、阳光;第二个,培养了一个团队;第三个,选择了一个行业,选择房地产。因为万科在头十年做了很多行业,最后决定选择做房地产。最后一个,树立了品牌。我们在上海七宝镇有个城市花园项目,离机场很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有人喜欢住在那里?就是因为你的品牌赢得消费者信任,消费者选择了和万科在一块,既享受你万科给他提供的服务,同时也愿意和你万科一块来忍受相对差一点的环境。

正因为有了上述四个东西,我认为我没有必要再天天待在公司里亲力亲为,这样显然对万科长期发展是不利的。这是我个人经营企业的一个考虑。

作为现代企业,我觉得应该更靠制度、靠团队,不是靠人。这就是为什么在48岁的时候我辞去总经理职务。否则,只要我在办公室,团队就不能真正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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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辞职后,我就开始选择了探险登山。1999年登上一座6000米的高山,2000年登上7500米的山峰。我想在2001年的时候,我50岁要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再登上一座7500米的山峰。什么意思呢?按照中国的体育标准,如果你能两年内登上两座7500米的山峰,就可以达到国家运动健将的标准。所以我想50岁再登上一座7500米的山峰,给自己送的生日礼物就是达到国家登山运动健将标准。

那一年我登上了一座7500米的山峰,这座山峰在中国的新疆,叫做慕士塔格。当然喜欢登山、喜欢探险,心目中你会有一些英雄。就登山来讲,1953年人类首登珠峰的新西兰人希拉里和同他一块登顶的夏尔巴人丹增,这两个人当然是我心目当中登山的英雄。60年代初,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当时四个登顶队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心愿: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去登雪山。

不仅仅他们是英雄,在我心目中的英雄还有日本的几位登山家前辈。第一位就是植村直己,这是日本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家,也是第一个单人穿越北极的登山家。但是他在1984年单人冬季挑战北美麦金利山的时候遇难,这是人类首次挑战在冬天登上麦金利山。我们知道麦金利山接近北极,它的冬天是极夜,没有阳光。这座山峰是在阿拉斯加,气候非常恶劣,还没有人类一个人在冬季来攀登的。他就挑战这个极限,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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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他挑战人类极限的那一年,万科成立了。之后又有一位日本著名登山家叫山田升,中国登山界非常熟悉他,1988年有一次很著名的登山行动,就是中国、日本和尼泊尔三个国家登山队员,同时从珠穆朗玛峰北坡、南坡登顶跨越,当时是非常轰动的。而山田升是日本的登山队员之一,也就是那一年年底,山田升继承植村遗志,再次挑战麦金利山,不幸也在那里遇难了。还是在那一年,万科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成为一个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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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我在2001年登慕士塔格,非常有幸遇到人类第一个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性,是日本人田部井淳子。更让我难忘的是,恰好那一年中国成功申办了2008年奥运,我记得很清楚,见到田部,她第一句话是双手合十,祝贺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她的喜悦和期望让我非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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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回头说企业,这也是人们说的生命道路的选择。我们来谈谈看质量与速度。我们知道谈到中国就谈速度,谈到中国就谈规模。

当然,中国历史上都是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因此对做老大、争第一有特殊的情结。每年中国都排各种排行榜,刚才说了财富前100名,实际公司排名也有前10名、前100名。房地产行业也不例外。每个企业都在关注着同行的销售额、销售速度,谁进入房地产第一梯队,哪个公司进入千亿规模。

有趣的是,从1998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排名第一位基本都是万科(编者按:演讲时间为2014年),第二名总是在变化。当然既然在第一,你就想保持着第一的位置,所以速度就非常快。

但是我很警觉,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规模,质量怎么保证?今天市场好的时候,没有问题。将来市场成熟的时候,增长没有那么快的时候,如果你质量保证不了,将来怎么办?所以我提出来万科一定要改变我们的经营模式,我们一定不要太在乎第一,第一是一个结果,不是目标。第一固然好,但是你质量好了,只是排第三,有什么不好呢?总比质量不好的第一好得多。我在公司讲话当中讲到,在速度和质量冲突的时候,应该质量第一;速度和成本冲突的时候,我认为还是质量第一。

我们学习日本的建筑,有一种我们建筑行业很欣赏的不用任何修饰、涂料、磁砖的清水混凝土,当然要求质量很高。万科在中国也先后投了这样的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在上海,我很自豪。同行来参观的时候都伸出大拇指。

记得有一次我特意安排东京建屋的会长去看,希望听到他的评价。但是看完之后他没有表态。吃饭的时候我就引话让他对万科的建设项目评价,我跟他强调质量和速度的关系、质量和成本的关系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是质量第一。没想到他淡淡地说,质量第一那是当然的,还用强调嘛。他说得很平淡,但是这句话对我刺激非常大。显然他还是没有对我希望他评价的房子给予正面评价,当然他也没有批评。我们进行了反思。反思的结果发现,建筑行业在日本和中国是什么样的差距呢?中国建筑行业误差是厘米级,而日本同行误差是毫米级。

万科决定要弥补这个差距。具体的结果就是我们制定了“千亿计划”,什么意思呢?我们选1000名工程师,用人民币1个亿分期分批送到日本训练。2012年执行,2013年尝到甜头。我们的工程师在日本工地参观的时候表示没法学习,太难了。一年过去了,就是这些表示没法学习的工程师觉得光一次还不够,还要第二次、第三次,这个计划还在进行当中。

这是讲到质量和速度。预计万科整个建筑质量体系2015年初步完成,2015年整个万科工程体系也是像日本同行一样毫米级。当然整体与日本同行水准差距还是很大,但是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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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我在2001年拿到“运动健将”称号之后,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攀登世界七大洲最高峰,2002年我登的第一座高峰就是非洲的乞力马扎罗,我记得很清楚,那是2002年初。我知道这个山峰是从海明威1936年写的小说里,这个小说(《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书的开头这样写到:乞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的山峰,海拔19710英尺高,终年被白雪覆盖。我登山时从山脚到山顶经历了热带雨林、草地到岩石的变化,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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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过程中,我感到非常惊讶:小说是一种创作,过去很多照片上这座山是白雪覆盖的,那次我登顶却没有看到雪。显然常年积雪的雪峰已经变成季节性的,下雪的季节白雪覆盖,下雪季节过去了,它就没有雪。

什么原因呢?显然是气候问题。我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一个和自然接近的人,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气候的变化。非常简单的一个例子,我曾经去穿越北极、南极,我们知道北极南极很冷,2005年穿越南极的时候,我们到了南极的极点,我记得我曾经光着膀子在南极点待了20分钟,当然也是很冷,但已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冷。也就是说,南极也变得比过去暖和多了,大批的冰块、冰山在崩裂、在融化。作为一个探险爱好者,对于气候是不是在变暖,我的回答很清楚:是。同时我又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气候变暖和我是什么关系?和万科公司是什么关系?和中国又是什么关系?我们发现了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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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中,中国在经济发展当中如何承担全球碳减排责任的问题,长时间被忽略。这里就讲一个故事,2008年我主动到北京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找负责人谈,把他吓了一跳,因为绿色和平组织就是对那些大企业、政府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行制止,基本上大公司是对他们退避三舍、躲着他们的。怎么中国一家大企业的董事长找上门来,他吓了一跳,说怎么找我?我就把整个登山的感受说了,而且我也说了我的体会,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他听了非常高兴,就安排了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之行,在那里我看到被保护的环境情况,也看到了亚马逊大批的热带雨林被砍伐是什么样子,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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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提供的数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木材进口国,消费了世界上热带雨林木材供应总量的一半。大量木材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加工后40%再出口到美国、欧盟、日本和其他国家或地区,60%在中国市场消费,这其中,又有70%是用于建筑中。

万科能做什么呢?我为了提高质量,引进日本的施工方法,发现非常成熟的日本施工方法很环保,这让我非常惊喜。当然保证质量之后,你想再提高一步做环保,比较容易做到,而不是相抵。既然容易做到,那咱们做得更好一点。所以提高质量和做环保是一致的,就是积极地投身市场。现在更有意思的是,根据过去的2013年的记录,中国绿色建筑的建造总量,万科占了一半,但是万科市场份额有多大呢?我们市场份额才2%,但是绿色建筑建造量在中国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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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两个问题:一个说明万科有意识地做,取得了成绩;第二个说明在中国仅仅万科一家做是没有用的。不要说50%(的绿色建筑)是你的,即使100%是你的,但你的市场份额只是2%,也还有98%的建筑是不环保的,是大量使用木材的,是在破坏自然的。

所以在我个人意识当中非常清楚,仅仅万科做不够,万科必须作为领头人,在行业当中推广这样的绿色建筑。当然了,为什么同行不愿意做?主要是因为成本高、技术高,而消费者不买账。在中国,现在房价涨得非常厉害,你房子好不好无所谓,因为价格在涨。但万科坚持要这样做,第一个“千亿计划”、第二个“千亿计划”,这样花成本来培训,建质量好的房子。我们坚信这是一个未来,这是一个方向。如果你今天不做,到明天再做的时候,万科是来不及的,因为你万科量太大。所以尽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万科全力以赴在这样做。

最后一个话题,设计改变生活。我想介绍一位前万科员工,1992年万科上海公司总建筑师付志强,当时他向我辞职,表示要来日本学习城市规划。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明天他就要离开上海飞赴日本了,但是今天还在工地上干活。这种敬业精神让我非常感动。当时我记得曾经向他建议说你就不要辞职了,算是公司给你派到日本去,你带薪去学习,但是条件就是学习两年后回到万科。不过被他婉拒了。因为他不能确定两年之后回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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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小付说无印良品的社长要在波士顿做讲座,你是不是听一下?我当时说为什么听呢?小付说了我们在上海、杭州和无印良品合作的故事。我去听会加速万科和无印良品的合作关系。我一听说这样,一定要去。正好我那个时间在哈佛学习,哈佛、MIT都在波士顿。

这次听讲演,印象很深刻:无印良品讲演,安排一些顶尖级的国际设计师一块来。这个对话本身非常有意思,设计师来谈他的体会,与社长对话。但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发现之前我对无印良品没有专门的研究。与MIT一流学生对无印品牌的理解相比,我觉得比他们理解差。这是让我惊讶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差异在无印良品这种品质追求,和本身形象宣传定位上,按照现在西方主流商品的推销来讲,既然你讲尊重自然的、朴实的、不浮夸的、面对城市中产阶层的,那你这个东西不能贵,你一定要像麦当劳这样的,但你这么贵,怎么销售?显然对传统的设计和自然环境这样的一种依赖关系,这样一种和艺术的结合,西方消费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这是我在MIT对话当中的感受。

良渚文化村是万科一个代表未来的设计。如果我们要面对未来,显然我们和无印良品合作找对方向了。如果只是面对今天,没有必要和无印良品合作。现在中国很多消费者对生活比较多的是追求浮夸,更多的是一种表面的、虚浮的追求,对名牌的追求。但是未来你真正需要的是对艺术、对自然、对生活的一种向往,对自然的一种敬意,对社会的一种负责,显然良渚文化村找到了和无印良品合作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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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接受了无印良品软装后,消费者才有机会来接近、体验,慢慢也就被消费者接受了。2013年12月28日,无印良品在苏州万科美好广场开中国第100家店,这是无印良品对万科表示善意。我们知道在开到98家的时候,同时有三家要开,99、100、101,第100家开在万科,非常感谢。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基本技术层面,中国企业正在接受、模仿、追赶国际上所有的包括日本企业的成果。但是这些足够了吗?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对未来、传统应该保持怎样的态度?

几十年前,无印良品的创始人曾说过中国到处都是无印良品。当我们转身,一样会看见悠久的历史为我们积累的资源。站在今天,我们必须反思过去的一些行为,我们必须在现代和历史之间从容穿行,才能真正具有创造力。我想我们之所以成功,绝不能光靠高新技术或者请全球顶尖设计师,我们产品中体现出的传统审美,如“素”、“空”、“禅”等,是对生命价值和文化传统的新思考,这些思考和价值最终构成了独特的东方魅力。

王石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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