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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都有代价，这就说明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付出成本。因此，成本是无可避免的最高代价。所谓的代价，就是指放弃了些什么。很多时候，人生需要作出选择，舍乙而取甲，乙就是甲的代价。事实上，任何成本都包含着机会，都是机会成本，所以机会说出来是多余的。

“成本”是一个熟悉的词，但是要正确理解经济学上的成本，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人们并没有真正弄明白什么是成本。成本因选择而引起，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因此，成本就必须面对未来，成本就是一个将来时态。也就说，人们不能回头到昨天补作决策。昨天的决策今天看，不管是错对，都是覆水难收。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因为无法作出选择了。就拿一件很简单事情来说，到饭店里点几份菜而花去了100元，但是这菜是否吃，这100元都不可能再要回来了。因为这是无法选择了，所以就没有存在所谓的成本。

成本是最高的代价，做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说放弃的是最有价值的机会。如果今晚要和女朋友约会，就没有时间学习经济学，就没有时间去喝酒，等等。这么多项之中，哪一个要放弃的有最高的价值，就是你约会的成本。因此，能否去约会女朋友，就要看各项选择的价值。没有了选择，空谈成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虽然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终决定人的行为，还是成本。成本发生了变化，人的行为也就会发生了变化。就拿约会的事情来说，每个人成本都是不同的。有的人很悠闲，约会要放弃的最高代价不高，但是有的人很忙碌，约会要放弃的最高代价很高。因此，前者在约会方面的成本比后者具备了优势。如果那个女孩从他们两个人约会之中得到收益是一样的，那么前者就在爱情竞争之中具备了优势。

成本不是专家计算出来的，而是在竞争中形成的。没有了竞争，就永远不知道真实成本。价格管制的原则往往都是采取按照成本进行定价，也就说通过成本进行核算，再加上合理利润，从而得出一个价格。价格管制可以控制所谓的合理利润，但是却无法控制成本。这种定价原则，给企业的信号就是，积极降低成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既然限制利润了，那么企业就可能拿成本出来做文章。很简单事情就是，把办公室装修得豪华，出现各种铺张浪费，毕竟这些都是可以算进成本里。成本提高了，价格就可以提高了。因此，各种生产成本就高得惊人。一些行政垄断企业，正因为政府对他们采取了成本定价原则，所以成本就一直都没有降下来。没有竞争，就没有所谓的成本。就拿写文章来说，写一篇文章的成本是多少？这个

成本可以很低，也可以高得惊人。我可以在家里写，也可以搬到宾馆总统的套房里写。要是写作的报酬是按照成本定价原则，那么我就搬到总统的套房里写。如果这个价格是定下来了，那么我就考虑自己的成本是多少，是否值得做。要是觉得合算的话，我就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就拿选择电脑配置来说，我考虑就是的功能能否满足写作，上网查找资源就可以，而不是考虑配置非常高的电脑。如果电脑配置过高，对于我一个不玩游戏的人来说，往往是多余的，也是没有必要付出的成本。

没有从竞争角度看成本，就永远无法看到真实成本。就拿生产一件衣服来说，甲的成本是11元，乙是15元，丙是8元，那么通过竞争而形成的成本就是8元。如果对方出价10元买这一件衣服，那么要让自己有钱可以赚钱，就必须把成本降低到10元以下。现在，甲乙的生产成本都高于10元，因此必须想尽一切方法把成本降低到10元以下，否则只能放弃生产衣服。真实的世界里，从来都不是成本决定价格的，而是价格决定成本。也就说，先有了一个价格，然后再对自己的成本作出估算，从而判断做不做。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这件事情是否值得去做。讨论爱情时，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他（她）不值得你这样做。这句话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就是，你为对方付出的成本高于你的收益，是不值得去投资的。成本这个东西，要从将来收益角度来看。

市场之所以存在交换，这就是因为存在比较成本，同时又称为比较优势定律。对于这个问题，张五常说道：“生产同样的物品，只要生产要素的比例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成本，各自选择成本较低的来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交易可以互相得益。”如果没有竞争，比较成本就没有任何意义。30多年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仅是发达国家的1％，但是这个成本优势并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些产品不能放到同一个市场上竞争，成本再低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相同一件产品，人家卖100元，你卖10元，但是你的产品并不能拿出去卖，再便宜也是没有意义的。

30多年前，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很低，但是制度成本却是非常昂贵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劳动力价格比20世纪80年代时上升了很多，但是产品却更有竞争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答案就是，制度成本降低速度比劳动力成本上升更快，再加产品质量提升。为何制度成本能够下降得如此快？这就是竞争的结果。因此，并不是制度成本本身就是这么高，而是缺少竞争导致的。竞争的引进，从而鼓励人们积极降低制度成本，实现产品能够取胜。

没有外在竞争的压力，一个人很难做到积极降低成本。从这点就可以明白，为何那些行政垄断企业的成本是那么高的。面临各种竞争压力，成本高低就决定了生死，企业就会积极降低成本，从而获得生存。没有放到市场竞争，通过专家进行核算出来的成本，都不是真实成本。只有参与市场竞争，人们才可能意识到要砍掉一些多余的成本。没有那种压力，就不可能有节约成本的概念。

竞争是进步的因素，同时也促进成本的降低。每个人都想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那么就必须不断降低成本。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在各个环节下功夫，做到压缩成本，并且再压缩。生产企业就积极采取技术改进，提高管理效率，从而达到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作为经销商，就会捕捉各种信息，获取更低的进货价，获取更低的物流成本，同时也在销售方面，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以及在降低资本成本上都苦下功夫。就这样，从而形成一种追赶，进行成本的比赛。每个人都在想尽方法以最低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从而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一些企业追求产品创新，生产出所谓的特色产品，本质就是追求自己的产品成本优势。要生产别人无法生产出来的产品，就等于说要生产出别人需要很高成本的才能生产的产品。

很多时候，人们对资产的评价，往往是根据过去投入，折旧因素，从而得出价格。要知道，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过去投入多少，与现在无关。真正的成本是要面向未来的，没有未来，就没有选择，更加不可能有什么成本。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竞争，这个最高的代价就不可能降低。比如，做一件事情，漫不经心去做需要三四个小时，但是认真去做，可能一两个小时。有了竞争，这个最高的代价就可能降低。因此，观察真实世界的成本，需要从竞争角度去看。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

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讨论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意义不大，但是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却给我们很多启发。从20世纪90年代起，婚前性行为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普遍实践。如今，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主流，婚后性行为反而成为一种另类。人们从普遍选择婚后性行为到普遍选择婚前性行为，这就说明了婚后性行为成本增加了，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了。

从文化观念角度去解释人的行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强调某种价值观念，从而否认经济学常识，这就错得离谱。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就说明成本发生了变化，也就说做这种事情的代价降低了。这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价格降低，需求量增加，反之相反。因此，需求曲线就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增加，就证明了婚前性行为的代价降低了。当然，经济学解释的精彩之处，并不是套套逻辑去解释真实世界里的所有现象，而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独特的分析。

性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这和企业生产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性是参与者互有所得的生产和收获，但是任何一种行为都离不开成本的约束。尽管性行为可以给双方带来生理上的满足，但是这种行为成本高于收益，人们就会选择放弃。正如慕容雪村说的：“波茨纳说，性是人类理性的实现。这句话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我知道朱迪·福斯特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不管我多么仰慕她，也不会跟她上床，因为这事风险太大。”因此，改革开放之前，很少人选择婚前性行为，并不是他们不知道性可以带来快乐，而是做这事的代价太高了。那时，社会观念认为，没有婚姻关系的性关系是有罪的，所以婚前的性行为就更加不敢想象了。

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这有外生变量的因素，也有内生变量的因素。外生变量就是这个社会宽容度发生变化了，减少外界的压力，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内生变量就是个人观念发生变化。当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影响的。改革开放以前，婚前性行为很难获得社会的宽容。即便是在“文革”结束后，婚前性行为致孕也足以让少女选择自杀。现在，这个社会不仅宽容婚前性行为，同时还有一股潜流在鼓励婚前行为。这个外生变量的成本迅速降下来，从而促进婚前性行为成本降低。相对内生变量成本来说，外生变量成本下降得更快。1993年4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店“亚当夏娃保健中心”在北京开业。17年之后，性用品店已经是到处可见。如果没有这些安全套，就增加人们婚前性行为风险。毕竟，意外怀孕的代价还是很大的。可以看出，婚前性行为成本代价降低了，需求量就猛增了。

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增加，并不是人们对性偏好发生变化，而是约束人们做那事的代价降低了。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并不是不想做那事，而是成本太高了，做不起。那时，要做那事，就必须通过结婚途径。但是如果仅仅为了让生理得到满足而选择结婚，代价是极高的。如今，性行为成本降低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也是很正常的。以前，想做却做不了，付出代价太高了；如今，想做就可以做，毕竟付出代价降低很多了。这就好比买车，现在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但是20世纪90年代，却很少人买车。难道人们以前对车没有产生偏好吗？肯定不是，而是买车代价越来越低，所以越来越多人可以买得起车。

尽管婚前性行为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现象，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婚前性行为。这些反对者之中，他们理由也是不同的，有的认为，把人生第一次留到结婚那天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有的担心将来丈夫介意她的第一次。当然，凡事都有代价的。为了结婚那天的意义，就是付出性压抑的代价。第一次没有了，将来丈夫不可能介意，也可能介意，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为了保证将来丈夫不介意，就必须付出性压抑的代价。这个付出是否值得，这就要看个人如何评价。道理很简单，要让马跑得快，就必须给它吃草。不想给马吃草，同时又想它跑得快，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老太太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临死前才攒够了买新房的钱，才住上了新房。而美国老太太则先贷款，住进了新房，到死贷款也还完了，她也因此住了一辈子的新房。其实，婚前性行为就是美国老太太故事版本，婚后性行为中国老太太的故事版本。道理很有简单，如果有机会提前享受，为何要放弃？一些人固执坚持把留到结婚那天，从而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并不反对，但是经济学却告诉人们，为了这种特殊偏好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中美老太太的故事，折射了不同观念偏好。不同的人有不同价值观，或许这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是经济学却清楚告诉每个人，不同价值理念的选择发生费用是不同的。现实生活往往是这样的，某些价值观可能造成个人生活成本的增加。一个社会价值观往往影响制度的选择，不同制度的选择，背后的运作费用也是不同的。因此，婚前要不要性行为，也就成为经济学问题。个人的生活方式深受价值观影响，问题不在于执着坚持自己价值观是否重要，而是思考坚持的成本是多少。

性可以给男女双方身体上带来满足，拒绝婚前性行为，实际上就意味着这种享受就要推迟。可以这样理解，婚前性行为就好比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然后再把产权清楚界定。那么婚后性行为就是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或许，这样比喻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道理就是这样。如果先搬进去住之后取得房子上所有权，遇到房子涨价就有点不合算。先取得房子所有权然后再搬进去住，不好的就是推迟享用。人生苦短，推迟享用就会错过黄金时间。因此，婚前或者婚后性行为，无非就是这两种购房方式。

人们对婚前性行为的内生需求，取决人们时间的偏好，或者叫做人性不耐。改革开放之前，婚前性行为现象很少，这是一种扭曲的需求。那时，婚前性行为的价格并不是市价，而是干预下的价格。这种价格远远高出市价，所以婚前性行为需求量就非常少。现在，这种价格干预基本取消了，婚前性行为成交量就回归到一种常态之中。

即使婚前性行为价格降低很多，但是始终比婚后的价格还要高。既然婚前做这事的价格要比婚后要高，但是人们为何要选择婚前？这就说明了，人们对现在收入优于将来收入的偏好。毕竟，明天是一个不确定因素，所以就要抓紧享受。要知道，人性不耐决定以较多将来财货换取较少现在财货。这就让我们明白，只要与时间有关的现象，都涉及利息。

婚前要不要性行为的经济学，就告诉我们，时间是有价格的。利率就是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在进行交换时的价格。婚前是否性行为，经济学永远是从中性角度看问题。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这就要看个人的选择。我没有鼓励人们要婚前性行为，只是客观分析了婚前性行为现象增加的因素，进行经济学的解释。还是那句话，婚前要不要性行为，自己看着办。

为何穷国喜欢多生孩子

通常情况下，穷国的生育率普遍比富国要高。对此，有一些人总是嘲笑穷国的人们观念落后，因此就有了越穷越喜欢生，越生越穷的说法。穷国多生孩子，这并不是愚蠢的做法，反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穷国的人们之所以多生孩子，因为人口首先是资源，是改善将来生活的基础。相对发达国家来说，穷国的福利往往较差，国家不能给予养老，自然就要通过多生孩子来养老。穷国的人们收入低，生孩子的成本也比较低。富国的人们收入高，生孩子的话，往往意味要放弃高薪工作，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自然就不愿意生孩子。

抚养孩子方面，穷国的成本远远低于富国，所以多生孩子对当前生活影响程度远远低于富国。相反，要是年轻时少生孩子并不能节约多少财富，但是晚年生活却是非常凄惨。生子防老并不是穷国的落后观念，而是意识到国家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作出一种非常明智的判断。

一个国家生育率高低，不仅和经济水平有关，同时也和这个国家福利水平有关。虽然美国和欧洲国家在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欧洲国家生育率却远远低于美国。可以说，低生育率一直是不少欧洲国家感到烦恼的问题。欧洲国家生育率不到1.4％，远远低于美国的2.1％。现在，欧洲劳动力数量出现严重缺乏，所以不得不引进大量劳动人口。

相对美国来说，欧洲国家普遍是高税收、高福利。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就不愿意生孩子，反正国家养老了，还需要什么生子防老？高福利的国家，就导致人们间接依赖别人的孩子来养老。道理很简单，别人的孩子成为劳动力的时候，国家征收高额的税负，间接给自己养老。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美国人口资料社的负责人巴茨说，在欧洲大陆，大约近一半的国家已经遏止了长达20年的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的趋势。针对人口出生率不断下滑的情况，欧洲政界人士、经济学家和教会领袖曾纷纷发出警告说，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如今正开始步入退休年龄，社会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欧洲的低生育率影响了经济增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欧洲国家都想方法提高生育率，毕竟他们已经意识到低生育率的危害。

亚洲四小龙曾经是贫穷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曾经很高，但是这些人口红利却让经济崛起，成为经济比较富裕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穷国多生孩子并不是坏事，反而成为有利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男人有钱就变坏的经济学

并不是所有男人有钱就变坏，但是男人有钱就变坏这种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男人腰缠万贯、身居显位的时候更容易变坏、出轨、包二奶、闹离婚，这点是不可否认。这里所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也就说他们有了钱就变得花心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男人有了钱就一定花心，只是说男人有钱就变得花心的现象普遍存在。为何“穷男人”相对专一，但是这个“穷男人”随着财富不断增加，就会对“专一”需求减少，对“花心”需求增加，这是什么因素导致？

贫贱时能同甘苦共患难，得富后却劳燕分飞。是什么使人背叛了曾经的承诺？难道财富会让人的道德水准下降吗？实际上，财富并不是引起道德水平变化的变量。道理很简单，开名车往往都是有钱人，这并不是说明有钱人对名车就比穷人更有偏好，而是条件约束下，穷人对名车无法成为真实需求。要是这个穷人变成有钱人，他这种偏好就会体现出来，也就会想到去买名车。

需求定律（TheLawof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要搞清楚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就必须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不管是极度自私的人，还是像雷锋这样的好同志，都离不开真实世界里的约束条件。高尚也好，卑鄙也好，最终决定他们的行为还是成本。

男人有钱就变坏，也就说他从“专一”变成“花心”。从需求定律角度来看，就是对“专一”需求减少，对“花心”需求增加。对于两种物品，如果一种物品价格的上升引起另一种物品需求的增加，则这两种物品被称为替代品。从某种意义来说，“专一”和“花心”可以看成替代品。需求定律告诉我们，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如果一个男人对“专一”需求减少，就说明“专一”价格上升了。也就说，他追求“专一”所付出的成本增加了。要是对“花心”需求增加，也就说明“花心”价格降低了，享受“花心”效用所付出的代价降低了。这个就好比我们买东西，东西便宜时，我们买多点，贵时就少买一点。

正常情况下，一个穷男人不是长得特别帅，同时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应该没有女人排着队来找他。这种情况下，他花心收益是非常低，所以他选择“专一”的代价是很低。这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个女人跟着他，算是非常不错，他还有什么资本去花心！对他来说，好好对这个女人“专一”，收益是最大化的。要是花心的话，他可能两头都不到岸，最终两手空空。这时，他选择“专一”获得收益比“花心”多，还有什么理由不专一！

实际上，“专一”和“花心”只是不同产品而已，它们之间是替代品，而不是互补品。一个人减少对“专一”的需求，必然增加对“花心”的需求，而不是同时增加。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一个穷酸的小伙子，即使他长得很不错，也未必有女人能够看得上他。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无法花心，自然对花心没有产生真实需求。随着他个人努力，财富增加了，社会地位提高了，就开始有女人喜欢他。等到他有一天事业有成，喜欢他的女人可能就是一群了。这么多女人一起竞争他，自然他选择机会就多了，就不会么专注某个女人。要是以前，他可能会苦苦挽留离开自己的女人，但是他有了财富，社会地位提高了，心态就会发生变化了。他会这样想，有什么理由怕她，还有一群女人排着队等他，所以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低头挽留离开自己的女人。毕竟，当他有钱之后，选择“专一”的代价变得很大，也就说“专一”对他说，变得昂贵了。

不可否认，夫妻长期积累的情感、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亲情感、家庭所带来的温馨、内心的责任感、世俗的道德压力等这些内生变量，都会使得男人们在面对这种诱惑时能够产生强大的免疫力。但是从医学角度来看，有了抗体并不代表一定不会受病毒感染，而是看抗体和病毒，哪个更加强大？一个成功男士，永远都是受到美女青睐的。这些外界因素，都会对他产生非常强大诱惑，确实也是很难抵御。这时候如果选择专一，对他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当然，不同人对专一收益评价是不一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专一”有一种特殊偏好，能够愿意为“专一”而承受很高成本，他出轨的机会就是比较小。这种执着“专一”的男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好男人。

事实上，这种好男人确实不多了，毕竟很少人愿意为这个“专一”而承受极高的成本。需求定律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价格和需求量反向的关系。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一个男人越有越钱，发生花心机会就越大。如果一个男人本来很专一的，但是感情上受到严重打击，刺激过度之后，品位也可能发生变化。或许，他就认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值得他专一，所以他就选择花心。这个花心并不是因他的财富增加，社会地位提高而造成，而是他的偏好发生变化。这个就好比，一个人喜欢吃牛肉，要是牛肉价格下降了，他会吃多点。但是有一天，他偏好发生变化了，不再喜欢吃牛肉。然而，他所有行为都没有否定需求定律，只是约束条件发生变化而已。

有钱男人，长得很帅的男人，漂亮的女人，给人感觉都是很花心的。这从需求定律来判断，是完全对的。真实世界里，影响着需求因素太多了，需求定律就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前提下，作出价格和需求量关系的分析。一个很有钱的男人，要是他遇到非常值得自己喜欢的女人，他也会选择非常专一去珍惜那个女人，而不是做一个花花公子。漂亮的女人之所以花心，并不是漂亮的女人本身就有一种花心基因，也就是说她的内生变量并不是花心的，而是外生变量让她不得不花心。一个漂亮的女人，有这么多的追求者，她哪有静下心思来专一？或许，我们可以作道德审判，要求这些人专一，但是这种力量往往很脆弱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不同约束条件下，人的行为也会不同的。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嫁给有钱人，就必须承受丈夫花心的风险；娶漂亮的女人，就必须承受妻子花心的风险。真实世界里，成本处处可见，有得有失，这就要看个人偏好如何。很多时候，并不是结婚了，就可以放心了。竞争无处不在，自己的丈夫是事业有成的男人，肯定有很多女人要打他的主意，甚至想夺走他。同理，自己的妻子漂亮迷人，即使为人妻子，照样还是有男人要打她主意。尽管我们不可以改变需求定律，却可以增加内生变量，从而增加对方抛弃自己的成本。

从婚姻角度来看，男人有钱就变坏，确实是对契约的一种破坏。经济学者薛兆丰说过：“女性的黄金时段来得早：美貌、身材、生育、哺乳，都集中在青年时期，到中年就已经大功告成。男性则相反：风度、事业、财富、经验，往往要到中年以后，才初露端倪。一个52岁的已婚者，是否应该为自己25岁时签订的婚姻契约负责呢？当然应该！所谓‘负责’，就是指破坏婚约的人应该承担较重的代价。”如果没有一种契约精神，人们做交易费用就变得很高。既然很多女人知道男人有钱就变坏，那么她们选择就会变得很功利。如果她选择一个将来可能很有钱而很穷的小伙子，就怕担心对方“敲竹杠”，所以还不如直接嫁个有钱人，这样风险相对小些。

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和女人漂亮就花心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女人是否漂亮，是不可以改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男人有钱就变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学世界里一些美好故事是不可靠的，很多时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实际上，每个人做任何事情都是代价之间一种取舍。离开成本约束去观察人的行为，永远都是雾里看花。就拿要不要离婚的事情来说，或许我们总会编出一些很好理由，爱情已经死亡了，两情相悦已经不可能了，我们相见就是痛苦，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挥泪道别。事实上，没有这么文学化，说到底就是离婚收益划不划算。要不是这样，怎样有这么女人能够忍受丈夫花心，依然捍卫着自己的婚姻。因此，男人有钱就变坏只是一条简单需求曲线而已。

大学生参加社团的经济学分析

很多大学生都是以锻炼能力、扩大交际圈等理由参加社团，但是产生的实际效果却是极其不理想。每逢社团招新时，大一新生对参加社团的热情是相当高，有人甚至一下子报名参加好几个社团。可是过了一年后，这些人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纷纷退出社团。

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了解不多，就会有一种信息极其不对称。当然，信息永远都是有价的。这种情况下，这些新生对社团作用了解不多，获得信息往往来自各个社团打出广告。社团招新时，为了能够顺利找到人，自然会夸大一些东西，从而说服你进来。有些社团，参加还要交费的，就会出现所谓的多多益善。

有观点认为大学生参加社团的动机大致可以归为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事实上，这些动机往往都成为空洞口号，并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可以说，社团很多活动都是做无用功，增加这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这就是我们勤劳而不能富有的原因之一。

有的高校学生会成员就是跑去检查学生逃课情况，不仅是对人家逃课权的一种侵犯，并且还严重影响到老师上课。这些人所作所为并有改进这个社会福利，反而是对自由主义理念的一种破坏。很多社团都为一些虚无的主义而奋斗，制造了官僚主义的病毒。

时间是稀缺的，是有价值和成本的。参加社团需要花时间的，所以就存在机会成本问题。当然，机会成本是废话，所以成本都存在机会。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花时间做别的事情。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说过，人的思考习惯有时候很懒惰，凡是听上去就很正确、很舒服的观点，基本上都可能有陷阱。可惜人们习惯了思维的惰性。在这种情况下，大一新生没有经验，就会盲目相信社团的广告，所以在糊涂之中参加了。

不能说大学生参加社团一点用处都没有，但是这种用处不大。有些社团还是很不错的，比如中山大学金字塔学社。该社团创办于1981年，是中山大学现存社团中成立最早，唯一跨越文理学科，自然科学、社会关注、人文精神三者并重的综合性社团，其主旨是“营造校园学术文化氛围，提高学生社会意识”。在今天的中大，谈起“金字塔”，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不是尼罗河畔那些古老的建筑，而是一群古怪的人，他们构成了中大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最古怪的一个社团。这些人是“理想主义者、辩士、思想家、二流诗人、清谈家、书蠹和不学无术者的集结”。可以说，金字塔学社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团，但是这种社团实在太少了。

有的大学生希望通过参加社团扩大交际圈，不可否认有点作用，但是用途不大。其实，扩大交际圈方式很多，参加社团这种方式的成本实在是很高。就是为了认识这么几个人而参加社团，实在是不值。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要考虑成本，而不是盲目去做。当然，大学生要多点交际，学会和别人交往，但是社团并不是一种最经济途径。

逃课是一门经济学

无论重点大学还是一般院校，学生逃学旷课现象普遍存在。有关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学生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而公共课逃课率已达50％以上，选修课达60％。对大学生逃课现象的是非评说，大学师生也是各执一词，褒贬不一。从经济学专业角度来看，逃课是时间资源重新界定。要知道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逃课就是改变原先的用途，进行重新选择。

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选择A用途就不能选择B用途。逃课的本质就是改变时间用途，从而选择时间最高一项用途。有的老师上课只是念讲义，内容没有一点新意，所以学生上这种课程的收益几乎是零。上课没有任何收益，但是时间是有成本的，永远都是一个机会成本。花一个小时来上这些课程，就白白浪费这一个小时，要是不来上课，这一个小时是可以花在别的用途。现在，这一个小时被浪费掉，所以就做不了别的事情。要是把这一个小时到图书馆看书，说不定收获更大。即使花这一个小时去谈情说爱，也能得到精神的愉悦，总比听无聊的课强得多。

可以说，逃课不是学生的错，只是对时间资源的选择作了修订。有的老师照本宣科，一点趣味都没有，学生来上课就是一种受罪。《沈阳师范大学学生手册2007版》中提到，低于30％的出勤率该门课程班就得取消，这样有可能导致老师下岗。有的高校为了防止学生逃课，从而宣传逃课的坏处。南京一所大学给大学生们的教育成本算了一笔账，结果是大学生一节课的成本是25.2元。很多大学生就发出感慨，原来逃课的成本如此之高，纷纷表示以后再也不逃了。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对。要知道，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学费已经支付，不管是否逃课，都不能收回来。所以上一节课不是25.2元，而是上这一节需要放弃最高的代价，这才是真实成本。

读大学不再是免费了，作为学生交了学费，却不愿意上课，那么说明什么问题？我想这个就好比，顾客到饭店吃饭，自己花钱点菜，但是却不愿意吃这些菜。为什么自己花钱点菜却不愿意吃，我想可以解释就是，这些菜实在难吃。花了冤枉钱，但是不再想冤枉自己的嘴巴。如果那些课程趣味无穷，那么他们会选择逃课吗？新东方课程，我们却很少看到只交钱而没有去上课的学生。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他上课从来不点名，但是不仅没有出现严重逃课现象，反而每个人都抢着去听他的课。这个学期，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学理教117室上课，这个教室有520个座位，不仅坐满了，并且还有好几百人站着听他上课。

如果考试时，学生可以作弊，或者老师提前告诉学生试题，那么还有多少学生会认真学习？一个学生经过严格考试之后，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么他就是优秀学生，而不是他到底有没有逃课。即使他一节课都没有上，一样可以考出非常好的成绩，那么就应该给他掌声。因此，作为老师就应该在最关键地方把关，对学生进行严格考核，那么就不用老师动员学生要努力学习，他也会努力的。

对于大学生来说，盲目去上课或者逃课都是不理性的。一般来说，公开课的收益很低，所以逃课率都很高。专业课相对收益高一些，逃课率也自然低一些。当然，老师上课好坏程度决定逃课率的高低。像周其仁教授这样的老师，几乎没有人逃课，反而是大家争先恐后去听他的课。

说实在话，中国的大学教育缺少知识探索与思考，不是照本宣科，就是填鸭式灌输。这样的课堂，还不如自己看书。有的老师，花了一个学期时间把一本教科书照本宣科讲完，但是要是学生自己看的话，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这种情况下，何必给老师折磨一个学期？

不管怎么说，逃课是一门经济学。作为一名学生，应该懂得逃课的学问，突破观念束缚。不要随波入流，跟着别人逃课，而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逃课。

从补鞋说起的经济学

所谓的省钱，并非是节约的同义词，而是保持效用不变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付出成本。可以说，省钱是一门学问，这需要知识投资的。当然，省钱并不等于要吝啬，而是实现货币的个人主观效用最大化。

我有一个朋友，她和我说她哥哥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哥哥收入很不错，所以她哥哥的观点就是既然钱赚得容易，那么花钱就没有必要计较这么多。总之赚得来，就花得潇洒点。她哥哥买东西不喜欢讨价还价，觉得喜欢就购买。举例说，她手机坏了，然后她哥哥就说，给她钱买新手机，而没有考虑过修理与购买新手机之间的成本关系。

我这个人在花钱方面，还是相当计较的。如果一双皮鞋价格是120元，可以使用一年。穿了一年，皮鞋坏了。要不要补鞋，这是我经常遇到的问题。假如补鞋的价格是5元，那么我就做这个预期，起码补回来能够穿半个月以上，否则就不合算。因此，每次我的鞋子坏了，我都在考虑一个问题，要不要去补鞋？

有一次，我在使用取暖器时把裤子弄坏了。看着一条新裤子变得这样，我很痛心。我仔细观察一下，发现被弄坏的位置不是很明显，即使补上来，人家也很难发现。就这样，我花了3元把裤子补好了。当然，要是弄坏的位置很明显，我就不会选择补它了，毕竟补回来的收益不同了。

我认识的网友很多，并且遍布国内以及国外。当年，我有一些事情去了北大。那是我第一次去北大，对北大环境不是很熟悉。突然，我想到自己有一个网友是北大的，于是我打电话叫他出来帮忙。要是没有他的帮忙，或许我的事情就不会解决这么顺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就是我的成本降低了。

我在网上认识一位在珠海的网友。我和她说，如果我上去广州一趟，就顺便过来珠海和她见面。以货币成本来计算，广州到湛江直达车是165元，广州到珠海65元或者70元，珠海到湛江直达车是135元左右。因此，如果我到时来广州成为事实，那么去珠海见她的成本就变得很低。同时，我还可以见在珠海的其他朋友。

如果我刻意跑去珠海和她见面，成本就变得非常高。但是我如果有事到广州，那么再去见她，成本就降低很多。那晚，我和一个朋友一起见了一位北大老师。这位北大老师和我们说，这次有机会出差广东湛江，所以我们见面成本降低了。

20世纪90年代之前，补鞋非常流行。拖鞋坏了，就拿给人家补鞋。后来，补鞋的人越来越少。他们发现拖鞋或者凉鞋坏了，补鞋不是很合算了，所以干脆买新的。我初中同学的大伯，曾经从事这个补鞋职业，但是90年代中期之后，他不再补鞋了。现在，补鞋的人还有，但是他们都是补皮鞋或者价格比较贵的凉鞋。那种点着火进行补鞋的，已经失业了10多年。赚钱艰难，所以我们要学会省钱，尽量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效用。

为什么古人喜欢用文言文

文言文的特点就是追求文字上的简洁，词语晦涩难懂。用白话文写作起来，表达出来更容易理解，读者也容易明白。为何就不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呢？其实，并不是古人偏好文言文，而是成本决定的。要知道，古人写字，用刀把字刻在竹简上。尽管后来有了纸和笔，但是造纸的成本还是非常高，所以他们不得不用最少的字和词表达出来。

古人发明文言文，这是当时局限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之前，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人们有急事的话，就选择打电报。电报是按照字数收费的，所以人们都是想尽一切方法减少字数。从语法角度来看，电报内容都有病句。发电报的人并不是喜欢用病句，而是出于成本的考虑。

约束条件发生变化，人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现在，人们不会选择用文言文来写作了。这和人们表达的成本有关系，所以就不会约束自己的字数。明清之后，造纸成本降低之后，就开始兴起白话文写作了。特别是20世纪以来，人们更是普遍采取白话文写作。21世纪以来，人们普及用电脑，打字速度提高了，更是废话连篇。

尽管文言文有简练的方面，但是要读懂其中意思，非要下功夫不可。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喜欢文言文。毕竟，我们要搞懂其中意思，花费时间成本太高了。同时，对语境理解的偏差，可能还会造成很多没有必要的误会。

现在，语文教学之中，对文言文还是相当重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既然文言文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的发展，那么就不能以保护文化的名义，强制人们去学习文言文。可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文言文是没有作用的。花时间去研究文言文，还不如让他们学习一些生存技能。

当然，把文章写得精练是必要的，但是精练的前提是让读者看得明白。文言文也有精练的好处，可是也让读者读得很吃力。因此，文言文已经被市场淘汰了。文字在于传递信息，相对文言文来说，白话文传递的成本更低。

文字只是传递、交流的载体而已，但是有的人故意出口文言文，从而显示自己高深。实际上，这样做只能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增加交流的成本。因此，并不是古人喜欢用文言文，而是当时成本决定他们只能这样做。

为何农村生活成本比城市更高

表面看来，农村生活成本比城市要低。人们之所以觉得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那是他们只是看到消费支出的比较，却忽略了生活的质量比较。也就是说，一个月2000元在农村里消费获得收益远远低于城市。人们通常说，在农村里生活不方便，这个“不方便”就是高成本的体现。

可以说，农村里很多东西都卖得比城市里贵。就拿猪肉来说，农村价格通常比城市要贵，一般一斤都贵好几元，甚至贵10元都有。价格贵是一方面，同时质量也是比城市里要差。很多东西，农村价格都比城市贵出20％左右。生活在城市里，出去买东西也很方便，但是在农村就很麻烦，要是这些成本都算进去，更是高得惊人。

现在农村也可以上网，但是如果电脑坏了，出去维修的话，那是相当麻烦的事情。农村里没有维修店，要拿到镇上，这一趟是多么不容易。要是以前，镇上都没有维修店，还跑到市区去维修。把这些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加起来，我们就知道这个成本是多么高。要是在城市里，这个成本就低很多了。

很多人都习惯在网上买书，价格一般都比实体书店便宜一两折，并且还可以送货上门。要是生活在农村里，就无法享受这项服务。一些农村教师，他们为了买几本书，有时还要跑到城市里。要是他们生活在城市里，这个成本是可以避免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农村教书，深刻体会到农村生活各种不方便。有一次，她的同事和她开摩托车到20多公里县城里吃消夜。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或许就是几分钟的行程。就算在农村有东西卖，但是时间却有限制的。在农村的菜市，下午就没有东西买了，但是在城市超市里，晚上也可以买到猪肉的。

农村生活成本比小城市要高，小城市比大城市要高。或许，大城市生活成本看起来是惊人的，但是附带各种福利也是很多的。北京房价高得惊人，但是北京交通价格也惊人便宜，同时还有很多资源可以免费使用。北京有国家图书馆，并且免费开放的。图书馆里有很多图书和资料，免费提供开水，还可以躺在沙发里睡觉。在北京生活，还可以免费听很多讲座。同时，北京治安也相当好，这也降低人们出门提心吊胆的成本。

我一个朋友在云南芒市买一台惠普笔记本电脑，价格是14000元，但是他到深圳去转了一圈，发现只要2／3的价格就可以买到。他说，一双耐克鞋，在云南德宏600多元，而在杭州，同样款式的鞋子，430块钱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