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戍靠海小产权房 漂在深圳,上演出租屋大战

堂哥和堂嫂要回老家了,堂嫂联系了厂里的老乡廖云来住。廖云说她兄弟嫂要从家里来,是为她的兄弟廖平和兄弟嫂刘玉蓉租房,如果还有一间,她和她老公也要一间。刘玉蓉几天后和廖平来住。客厅的两个女孩进了妹妹那个厂,搬到宿舍去住,这时廖云却说不租了,他们只租一间。客厅空了下来,爸妈犯愁了,一时没找到人,爸妈自掏腰包出了客厅的房租费。廖云精打细算,他们两对夫妻只租一间房,好事却不耽误。有时廖云的老公来了,廖平就在建筑工地睡,刘玉蓉则在厂里跟同事挤一晚。人长了嘴巴都只会说别人,不会说自己。向阳说他们这样做有点荒唐,他没想过,人家都是结了婚的,而且是兄妹,只是换着用一个房间,而他的房间呢,简直是乱七八糟。

余书琴的来到,妹妹是极不欢迎的,她甚至在妈妈面前哭过,说客厅不应该租出去。我和妹妹都在妈妈厂呆过,知道那个厂好人太少,他们互相都是通的,宋美容说我们家的事余书琴不可能没听到。妹妹唯恐到时又节外生枝,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们都没有精力再去吵架了,另外,妹妹也觉得我们一家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太可怜了,应该有个更大的空间。妈妈说妹妹是大惊小怪,说没有钱,住那么宽的房子干什么。而事实证明,妹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

和余书琴发生矛盾的那一天终于来了,余书琴本就不是个聪明的女人,骂的内容都和宋美容如出一辙,完全是受了宋美容的蛊惑。她从来不打扫卫生,客厅都是爸妈打扫。每晚冲凉,我们都让他们先冲。我们的电视机放在客厅里,谁都可以打开看。妹妹喜欢唱歌,有时到了周末就打开音响唱歌,余书琴和她老公就在妹妹背后恨恨地瞪着她。泉儿的弟弟刚刚从农村来,有一晚上厕所拉了大便厕所都没冲,余书琴骂的话落在我们身上:“你个卖×婆娘,故意不冲厕所来臭我们,你还心安理得。”这简直是极大的侮辱,我的忍耐到了极限,和她对吵,当然,我是不会骂脏字的,爸妈叫我不要和她一般见识,劝我算了。这女人真是个半罐水,每次和我们发生矛盾,妈妈都不再理她,可她却总是跟妈妈啰里啰嗦。我们家平时吃好吃的都不忘给向阳一点,他不知什么时候也叛变了,凡事都向着余书琴,好像对那女人有意思,大献殷勤。他似乎也忘了,他同学的弟弟害我们挨骂一事。刘玉蓉他们也被蒙敝了双眼,余书琴骂我们的冤枉话他们都亲耳听见的,可他们见我们一家人跟余书琴两公婆吵架时,比他们的人多一半,感觉是我们有意欺负人一样。廖云说:“我们是不会甘愿被人欺负的,谁敢惹我们,拉一车人来。”平时我们家待他们两对夫妻也不簿,买了水果总是要分给他们。

实际上,宋美容等人虽然搬走了,我们家认为恩怨结束了是在做梦,它仍然在延续,紧紧伴随着我们。妈妈所在部门的负责人张小艳也是四川的,她的泼辣是全厂出了名的,心肠特别硬,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奴隶。本来,她对妈妈还不错的,但宋美容把那偷钱一事到处宣扬,再经过无数人的添油加醋,我们一家人在别人的眼里成了万恶不赦的罪人。张小艳就时不时找妈妈的麻烦,有时休息聊天说话也带刺,甚至在开会时有时说的话也明显是落在妈妈的头上,什么都有外孙了还来打工啊之类的,她知道我在写作,还说不是谁都可以当作家。她还千方百计要把妈妈整出厂,有一年过春节快放年假时,张小艳说在厂里做了十年以上的不再续签合同,她很有把握的样子,幸灾乐祸地对妈妈说:“这是你在这里吃的最后一顿夜宵了。”妈妈对我们说过了年再看,谁先走还不一定。开了年,妈妈没出厂。几年后,张小艳因偷厂里的衣服被老板炒了鱿鱼,走的那天一直在哭。员工也勾心斗角,妈妈不像其他人都有一伙人,那些人也合伙来整妈妈。妈妈年龄大了,这也是在厂里受到排挤的一大原因,也正因为这,出了厂恐怕再也找不到员工的职位,只有委曲求全。我和妹妹想到妈妈的处境,时常替她难过。妈妈安慰我们说,那些整过她的人都会得到报应,这句话千真万确,凡是对妈妈不好的人都没有得到好下场。比如说张小艳,她的老公在印刷厂违规操作,身子被机器吞了进去,当场死亡。还有谭大勇和周仲元,李荷花和范志毅,均是结婚几年都没生下孩子。

余书琴和老公搬出我们的出租屋后,听人说她在我们这里住着时曾提着东西到张小艳那里去说我们家的坏话,让张小艳对妈妈坏一点。爸妈终于痛下决心,客厅不租出去了,自己住,大不了每个月多出60元房租费。

我在《湛江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奋斗,由此不少笔友写信给我,有一个笔友在离我们不远的花园社区里买了房。第一次见面是在晚上,他指着那边的楼房说他的家在尖尖那儿。然后有个白天,我仔细看了看那个片区的房子。说实话,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来深圳第一次看到那么漂亮的小区,我看得入了神。我好想看看房子里面是什么样子,这个想法一直纠缠着我,我希望笔友能邀我去他家做客。有天晚上,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了那个小区。里面像个花园一样,我把屁股小心翼翼地安置在花坛边,生怕别人看出我是个局外人,那会令我难堪和心酸,我无法拥有,让我看看也好啊。花坛边有个阿姨在带孙儿,我多么希望我的爸妈也不要再打工,专心带外孙,享受天伦之乐。我仰头看那一栋栋楼房里透出的温暖的桔黄色灯光,想象着客厅是什么样子,卧室是什么样子,厨房和洗手间是什么样子。看着阳台晾晒的衣服,我想那是谁的衣服呢?房子里面的人都在干什么呢?他们一定比我们幸福。当第二次我要走进那个小区时,却被保安叫住了,他问我找谁,我说出了笔友的名字,他问我他住在哪里,我答不上来,他说,不好意思,请你离开!我转身,眼泪掉了下来。以后,我每次都坐在外面,看那个小区的住户进进出出,我羡慕他们,也羡慕我的笔友,他才比我大两岁,却能住这么好的房子,而我们一家人租个房子都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顺,和那些人因为这个月比上个月多了几块钱的水电费撕破脸皮。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深圳电视台的一个介绍房地产的栏目,看那些漂亮的房子,可以过过眼瘾。

话题回到我们的出租屋里来。刘玉蓉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由爷爷奶奶一手带大。她很小气,一分一厘都看得很重。我们的电视机是大家看的,每当交房租费时她都说水电费贵。她还在吴咸兵面前挑拨离间,两家人每次交房租费都是拖拖拉拉,好像收他们的房租费的是我们一样。致使每次房东来,爸爸都得跟他解释。她是个鬼精的人,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暗暗恨我们。在有些事情上,她露出了不满的迹象。妈妈上班的时间和她一样,每天早上她都比妈妈早起,妈妈叫她早上起来叫一声,她答应得好好的,可从来没叫过。有天早上,妈妈睡过了头,口没漱脸没洗就往厂里跑去。到了晚上妈妈说起这事,刘玉蓉装模作样地说:“我以为你已经起来了。”从这以后,妈妈再也不提让她早上叫的事了。她的煤汽灶上用一根面条打记号,是怕别人烧她的煤汽。有次面条或许是被老鼠吃了或被风吹走了,她说有人烧了她的煤汽。刘玉蓉不仅对外人小气,对自家人甚至自己也一样。有次她和廖平还有我爸妈去买菜,卖菜的少找了5毛钱,廖平不要了,她狠狠地骂了廖平半天。跟我们住在一起两年多,她从没买过一件衣服,中午在外面吃1块钱的炒粉,下午吃5毛钱的面条,晚上回到出租屋里也是煮面条吃,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连个高压锅都没有,一个锑锅煮粥、烧水全包了。属于节约过分的那种。廖平不成材,总是背着她去打麻将,一年挣的工钱被输个精光,她经常被气哭。这么可怜的一个人,我们也不想跟她计较。廖云说她兄弟嫂有时说话很气人,这一点我是见识过无数次。廖平也说他老婆把钱看得很紧,意见很大。家人都这样说她,我们无须说什么。

爸爸到恩平去上班后,向阳和女朋友回家结婚了。我也只是周末回出租屋里,妈妈觉得租个房间空着是在浪费房租费,不如腾出来租给别人。妈妈把我住的房间的东西全搬到客厅里放着,到处塞得满满当当。我的铁架床妈妈把它安装在她的铁架床上,那两个房间租给了她厂里的两对夫妻康芝秀和周小锋、龚望风和申无锁。我每个星期六回到出租屋住的还是我的床,但改变了位置,增加了高度。第一次睡上去,看着床的两边都空荡荡的,生怕掉下去,一个晚上都提心吊胆,感到好悲哀。

申无锁没有工作,周小锋也没有正当职业,两个大男人天天在家看电视。妈妈不像以前那些人一样,看他们在家,嫌水电费高,刘玉蓉嫌高,自以为聪明,支妈妈去说他们,妈妈自然不会那么傻。康芝秀和余书琴是最好的朋友,让她来住本就是个错误。刚开始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情况就变了脸孔。妈妈每晚下班回到出租屋,怕吵到他们睡觉,吃饭都是在阳台上。弱者永远处于劣势,周小锋和申无锁遇到这么合得来的合租者不但不感到庆幸,反而蓄意把妈妈和刘玉蓉赶走。妈妈说她不在乎,反正她一个人,搬到厂里去住也一样。刘玉蓉唯恐她站不稳脚,突然跟妈妈亲近起来,有心里话都告诉妈妈。

康芝秀和周小锋搬走后,那间房我们没再租出去,自己住。这个时候,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也不完全是属于我的,爸妈随时出入。申无锁和龚望风两公婆失去了依靠,也威风不起来了,彼此之间和睦相处,对于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我们网开一面。不久,他们两公婆搬走了,刘玉蓉找了她拉上的一个湖北女人柳月娥来住。这下,她有伴了,又对妈妈爱理不理的。康芝秀他们在时,有一段时间上班她都和妈妈一起出去,这时她早上起来连招呼都懒得和妈妈打,总是妈妈主动跟她打招呼。

刘玉蓉厂里的产品有毒气,有几个女员工都流过产。刘玉蓉想生第二胎,好不容易怀上后,也不可避免地流产了。好在没多久她又怀上了,再也不敢在厂里多作停留,她很快辞了工。回老家之前她找了厂里的两个河南妹来租她那间房,那两个女孩在不远处租的房还没这间厨房大,房租费却是200元。看到这个厨房,她们很满意。也就在同一天,妈妈厂里的一个老乡问我们这里有没有空房,她组上有个老乡王青莲住在盐田,在顶层,很热,王青莲的老公在铁岗上班距离太远,想换个近一点的地方。我们一家人都不愿再找妈妈厂里的人来住了,那些长舌妇的闲言碎语太多,令人厌烦。妈妈心软了一下,答应了下来。待妈妈回家,她才知道爸爸已答应了那两个河南妹的事。最后,爸爸怀着愧疚心理找了个借口打发了河南妹。

这时发生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本来刘玉蓉说她要等五天才回老家。我和爸妈去广州玩儿了,第二天刘玉蓉就打来电话,说要回去了,让我们退她押金。爸爸在电话里作了交涉,总算把事情摆平了。等三天后我们回到深圳,刘玉蓉已走了。柳月娥没了伴,也决定搬走。她告诉我们,刘玉蓉走的那天说我们一家人去广州是为了躲她,不想退押金给她。我们早料到她有这种想法,听了后感到可笑至极。她的押金才100元,而我们三个人去广州一趟的路费就是150元。枉平时爸爸还说刘玉蓉挺聪明,这会儿倒成了个地地道道的猪脑袋。柳月娥还告诉我们,刘玉蓉在她搬来时就告诫她每个月的房租费收据都要看清楚。因为从租房以来,每次交房租费都是房东来了后,爸爸通知他们出来交房租费,再让房东按人数分摊水电费,刘玉蓉是怕爸爸从中作梗,捞取利益。这就更加可笑了,房租费是房东的,又不是我们收,疑心病实在是太重了。

柳月娥搬走后,那间房空了出来。这时,我们的房租费涨了50元。然后有一天,我看见一个短发女孩和一个长发女孩搬东西进来,跟爸爸说四川话,我对爸爸说这两个人我都没见过。爸爸说他写了一张招租广告出去,像招工一样,一下子就招到了。爸爸还说,以前人一走就发愁,怕找不到人来住,没人住自己垫钱,早就应该贴广告出去招人。那两个女孩是贵州的,是对姐妹花,短发是姐姐,长发是妹妹。短发姐姐性格沉稳内敛,标准的贤妻良母型女子,长发妹妹性格张扬外放,走路抬头挺胸似乎有点过了,故意做得很有气质的样子,有水性杨花的嫌疑。通常,短发姐姐会打扫厕所和客厅,长发妹妹却从来连扫把都懒得动一下。我没想到,出生在贵州一个闭塞的小山村的两姐妹会如此开放。经常性地,会有三、四个男孩子来她们的房间玩,守着一台小电视机看。那些男孩子有时在这里冲凉、住宿。姐妹俩不但不出那些男孩子的水电费,还偷偷弄水进去烧开水,烧洗澡水。

王青莲看不惯了,她也是个吝啬的主儿,平时也节约过了头。每个星期有双休,她都做好午饭给老公文卫国送去。厂子离我们的出租屋很远,要走四十分钟,不管多热的天,她都舍不得坐车,徒步走去。晚饭也不吃,一定要等文卫国晚上十点多下班再一起下点面条吃。晚上她的房里很少开灯,都是借助客厅的灯光在那儿摸着做事。洗碗洗衣都只用一点点水,只弄湿就行了。她总是支着妈妈去跟两姐妹说不能用电烧水,一副恨恨的样子。可当着两姐妹的面却是好得不得了,脸上笑得跟朵花儿似的。她经常约短发姐姐出去玩,做饭时忙不过来时互相给对方看着饭熟了没。王青莲是故意这么做的,明明对两姐妹心生不满,却假装友好,是想告诉我们:你们不说她们拉倒,要吃亏大家吃亏,反正你家人多。有时周末妹妹会来我们这里住一晚,王青莲生怕我妹妹在这里冲凉用了水,总是不高兴的样子,等我妹妹一走,脸上又阴云转晴。有一次妹妹来吃过饭后,妈妈叫她就在我们这么住,王青莲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妹妹住几天,就出几天的水电费,有一次交房租费时,我们还多出了几块钱,王青莲却假装说回娘屋还要出什么钱,脸上的笑容久久挥之不去。以往每晚回来都是我们先给她打招呼,她低着头往她的房里走,这之后有一段时间里却是她一回来打开门就望着我们笑。她是许多租户中最古怪的一个人,从来没叫过爸爸一声,以前那些人在闹矛盾之前都称爸爸为大哥。

那段时间,爸爸在我们楼下的治安办上夜班。贵州两姐妹带来的男孩子都有钥匙,把我们的出租屋当自己家一样,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两姐妹不在的时候也来,而且把关门的声音很大,说话的嗓门儿也大,放电视的声音更大,一天来的次数特别多,爸爸白天睡觉被吵得难以入睡。到了晚上,来的男孩子也是一样的行为,又会吵到妈妈睡觉。爸爸妈妈住在客厅,受到的干扰最多。爸爸好言好语地跟两姐妹说,让他们少来,以免影响他们休息。两姐妹毕竟是女孩子,不像男人那么大度,觉得心灵受到了创伤,就来脾气了。见了我们不冷不热的,我们去冲凉,她们等着上厕所,一会儿又打开门来看,如果厕所门还关着,她们就把门关得砰砰响,一连看了几次,她们还去不成厕所,嘴里就会发出低低的骂声。两姐妹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不成材,妈妈在几年前喝农药自杀。也许是早早没了妈,短发姐姐对我妈有时比较亲热,阿姨阿姨地叫,有一次见妈妈头上有白发,还主动帮妈妈拔。看她们可怜,即使她们严重影响到爸妈休息,爸妈也不忍苛责。可是,泼辣的长发妹妹很不服气,自觉她高人一等,总是和我们对着干。她知道爸爸喜欢打扫,见不得哪里有脏物,她在厕所里洗菜时,故意把菜叶扔在洗手台上和地上。她看见我们要去厕所,总是横冲直撞,去厕所占着。种种行为,让我们对她仅有的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

春节到来了,两姐妹被父亲请回去团聚,回去就不来了。她们的房间被转给了她们的老乡阿彬,阿彬的女朋友是广东的,他们同在酒店上班。他们俩的到来使我们松了一口气,素质比前面的人都高,阿彬拍蒜时,他女朋友会提醒他声音不要弄得太大。看电视时,他们也把声音开得小小的。他们是属于成熟型、明理型的人。阿彬的姐姐姐夫不久也来了,他们是第一次来深圳,他姐姐笑着说没想到他们住的房子这么小,他们家里的房子有两层楼。阿彬和他姐姐不愧是一个妈生的,一样的开明,会察言观色。他们用电热丝烧了洗澡水,交房租费时主动说多交点儿钱。租房这么久,真是难以找到合得来的,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份友谊。万万没想到,长发妹妹又来了,她又要租这间房,把阿彬两姐弟请走了。她带了个女孩来跟她住,然后每天的男孩子又接连不断地来,又是吵又是闹。我们打心底舍不得阿彬姐弟,再说之前就跟长发妹妹闹了不愉快,一时难以适应再和她住在一起。于是,我们委婉地传达了这间房要自己住的意思,她没说什么,离开了。

然后,爸爸以前厂里的同事,也是老乡蒋德彬和王清华两公婆来住。王清华说他们的煤汽至少都要烧两个多月,这话刘玉蓉说过,王青莲也说过,爸妈的耳朵听得都起茧了。他们的弦外之音是,别想打他们煤汽的主意,他们的煤汽有多少都心明如镜,如果谁动了,他们都知道。这话是让我们非常气愤的,难道偷烧他们的煤汽就发财了吗?他们之前租个单间都是300多元,在这里房租费少一半,却不知足。爸爸对他们好得就如一家人一样,做了好吃的一定会分给他们一点。有他们共同的同事来,我们两家人就一起吃饭。为了照顾王青莲和文卫国的情绪,他们碰上了,也会叫他们一起吃。王青莲有意和王清华亲近,本来我们三家都有电视机,蒋德彬不在时,她就跑到王清华那里去看电视、聊天。有的妇人有事没事就以诋毁别人为乐,有一晚我们一家人出去逛街,回家后,王清华破天荒地没有跟我们打招呼,把我们当空气一样,一个人静悄悄地看电视。这太反常了,一点不符合王清华的性格,她是个叽叽呱呱的女人,嘴巴闲不住,平时我们出去玩了回来,她都会大声问我们去哪里了。我们立刻猜到是王青莲跟王清华说了什么,虽反感她的为人,但装作不知道。

如果我们像罗建军和宋美容之流,因为王青莲两公婆之前的表现,必定会和王清华两公婆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可我们怕冷落了他们,顾这顾那的,她却耍手段和王清华套近乎说我们这不是,那不对。过了一段时间,房租费又涨50元,整套房的房租费是550元。我们经过商量,50元三家人分摊,当时大家都没有异议。可是下来之后,王青莲两公婆脸上又挂不住了,他们觉得我们家多了一个人,好像我们占了便宜。这个疙瘩一直在他们心里结着,像蜘蛛网一样越结越大。

这期间我有幸得以有到广州鲁迅文学院学习一个月的机会,暂且把出租屋的纷纷扰扰放在一边。到广州的当晚,全体学员到彩逸餐厅聚餐,结束后随一文友和王顺健老师去拜访著名作家魏微。魏微的房子是一室一厅的,挺简洁、温馨,从他们的聊天中得知是省作协分配给她的房子,隔壁住着盛可以,那个从深圳过来的女子,和她享受着同样的待遇。我打量了一下,心想: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房子多好,爸妈来了打地铺也不错。魏微以写短篇小说成名,我一向话少,在几位高手面前,更是不敢多言。从魏微家出来后,文友叫我要努力,争取赶上魏微,她得过鲁迅文学奖,是广东文学院从江苏引进的作家。他还告诉我,以前魏微也是跟我差不多,在南京租个房子写作,现在成名了什么都有了。

学习半个月后,妹妹打来电话,说王青莲两公婆搬走了,她给予我安慰,她怕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难过,怕我担心万一找不到人又要垫房租费。其时我正在跟一大帮同学在餐厅吃饭,心情好得没话说,听妹妹说了这事,心又被拉回了深圳的出租屋里,想起了爸妈正在经受的煎熬。王青莲两公婆新租的房子房租费是290元,而在我们这里的房租费是110元,加上水电费,最多也不过150元。

爸爸贴招租广告出去一直半个月都无人问津,他都有点焦急了,没人住,就只能自己垫房租了。非常奇怪,到我毕业回来的那一天,却来了一对男女看房,谈成功了,爸爸说这是我带来的好运。男女的名字都具有明星风范,男的叫蓝国荣,女的叫黄蓉。蓝国荣是广东人,黄蓉是湖北人,他们靠打麻将为生,蓝国荣有时还假装是一个公司的业务员。爸爸听楼下的人说他们不是正式的一对,是临时凑合在一块儿。过年时黄蓉回湖北老家去了,我们以为她不会来了,因为蓝国荣一晚带一个女人回来,每次带女人来都开着音响放声高歌。他甚至带着其中一个女人回家过年,一定是骗父母说那是他女朋友。黄蓉来后,蓝国荣也就不带女人来了。本来这种不正当的人我们是非常看不惯的,好在他交房租费时比较干脆,不像以前有的人故意磨磨蹭蹭,也就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蓝国荣和黄蓉经常在房里打架,黄蓉总是大哭大闹。从他们吵架的内容中听出,黄蓉是吃那些女人的醋,我问爸爸他们这种不正当的关系也会在乎吗,爸爸说再怎么说也有点感情。是的,一对男女刚开始不是出于感情,是出于生理需要住在一起,久而久之,总是会有一点点感情的,可悲的是陷进去的总是女人。

王清华的厂搬到固戍去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要出门,两公婆找了处离厂较近的房子,搬走了。蓝国荣和黄蓉说厨房太小了,搬进了王清华和蒋德彬住过的房间。招租广告贴出去,一对广东夫妻住了进来。那女的叫阿英,男的叫阿全。才住几天,爸爸就看不惯阿英,说她鬼鬼祟祟的。有一天,我们的洗衣粉改变了放置的位置,她可能以为爸爸发现了,不打自招地说她用了我们的洗衣粉。蓝国荣和黄蓉搬走后,一个单身汉来我们这里看了房,说要考虑两天,另外一个湖北女人也来看了,但没作决定。五一那天我们一家人在莲花山公园玩,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为了玩得尽兴,只好把手机关掉。第二天,一个小伙子进来了,看了房后说他要去叫他妈妈来看看,爸妈以为那个湖北女人是他妈,答应了他。不一会儿,那个湖北女人和一个小男孩来了,细问之下才知刚才那个小伙子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小伙子带着他的妈妈,实际上是岳母来了。湖北女人不高兴了,说东西都搬来了,爸爸说她之前没说一定要来住,她不高兴地说我没跟你租房,还骂了句神经病。我们决定让小伙子住,湖北女人低声骂着走了出去。

这个小伙子是广东的,老婆是四川的,他老婆马上要带着两个儿子从老家来,他的亲妈也来帮带孩子。他岳母就在前面租了房子,但他们那里的人相处得不错,不可能叫别人搬走。有意思的是,小伙子就是以前和他老婆租一套房子,得以有机会相识、相爱。我们本来也不是很喜欢老乡,也说过不跟老乡住一起,可是到时头脑一热,感觉还是跟老乡住好一点一样,就应承了。妹妹提醒我们,他有两个小孩子,到时很吵,我们要上班受不了。下午那个单身汉来了,把东西搬了过来,爸爸只得跟他解释,再赔罪。本来这事责任也不全在我们身上,但觉得对不起他一样,爸爸让他把东西放我们这里,可以暂时在我们这里住,等找到房子为止。他马上出去了,当天就找到了房子。我们这才醒悟,让一个单身汉住在这里单纯得多。

真正让他们搬进来住,才知道其中的厉害。两个小孩一到晚上吵得不行,特别是我们睡下的时候,吵得更欢。夜夜失眠,上班无精打采。晚上感到两个小孩子很可恨,但白天看两个小孩子实在是可爱。被爱与恨折磨着,就像抓脚气,既有快乐又有说不出的苦。好在我们受的折磨时间不长,还没到一个月,小伙子的岳母那儿的合租者搬走了,他们一家人搬了过去。

幺舅曾说过,我们不应该和那些人分摊房租费,一个心甘,一个情愿,要住就住,不住就拉倒。想想也是,以前那些人住在这里,房租费便宜得要命,不打扫卫生,遇到灯泡坏了,水龙头坏了等事都指望爸爸去办,那时他们把爸爸当这套房的主心骨,可是遇到诸如水电费高了之类的事,就推到我们头上了,和我们冷眼相对。我们总是认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能走到一起不容易,要不是改革开放,恐怕根本就没机会相识,所以,要处得像一家人。可是,别人并不这么想,生怕吃半点亏。爸妈做人一向以善为本,无论是对不起我们的亲戚和朋友,还是我的笔友来我们这里作客,他们都一样热情接待,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对待任何人,他们都是一条心。可以这么说,调整房租费,也是被人逼的。把我隔壁房间的房租由160元调到了290元,厨房由110元调到了190元。两个小伙子小赵和梁芝江住那个房间时,干脆把房租费调到了300元。阿英说那个房间大,表示想进去住的意思,但我们说了那儿的房租费更高,她怀恨在心。阿英的弟弟结婚她回去了,有一天阿全说不租房了,要求退押金,他住了不到三个月,本来押金都没得退,但爸爸从来都会退押金给他们。算好了水电费,阿全不高兴了,在爸爸面前骂他妈的,说他在这里住是帮我们出水电费。最后,爸爸只得让他拿了10元钱了结此事。

厨房里又来了一对老乡夫妻,男的当过兵,挺开朗,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小赵和梁芝江买了电脑后,我们这套房的水电费创下了最高记录,比以前多了一半多。他们几个男孩子每天轮换着上网,一天到晚电脑都没停过,其中有个男孩极不讲究卫生,大便、小便都不冲厕所,偏偏他拉的屎尿比任何人都臭,臭气熏天。每次爸妈都因忍不住,去冲掉了,我也冲过一次。有时晚上,爸妈被臭醒过来。爸妈跟小赵打过招呼后,把那男孩子赶了出去。总的来说,现在跟这两家人住得蛮顺心。我宁愿遇到用水用电洒脱一点的,多出一点水电费也无所谓,他们用得多,自然也不会说我们用得多。最怕的是遇到斤斤计较的人,你得处处小心,怕他们不高兴。

有一天,和朋友去他朋友家做客。在路上他说你去看看高老师的房子,那才叫家。这是我第一次进入一个小区的房子内部,房子虽然不是很大,但舒适、惬意,而且靠海。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去姑妈家,都是城里的家,有着相同的感觉。怪不得深圳电视台第一现场的张天宇说我租住在西乡一个简陋的出租屋里,待见识到了豪华的房子,才知道真的是有天壤之别。深圳商报的江记者来我们的出租屋里采访我时,说我们这里的房子这么小还住这么多人,她一个人住得都比我们宽,有100多个平方。后来,我随郑记者去她家,她的房子比高老师的还宽。

曾有朋友看着自己租的农民房说,这是自己买的房子多好啊,就不用搬来搬去了。谁不想有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呢?有时看着我们租住的这套房,它虽然不大,但我也希望它是属于我们的。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有自己的窝,更何况人类呢?八年过去了,属于我们一家人的租房生涯还在继续,我的梦想成了个肥皂泡泡,想在城里作窝,似乎是痴心妄想。对父母,是怀着愧疚心理的,他们本已到了安享晚年的年龄,却还在为生活奔波,住在客厅,挤在一张单人铁架床上,到了中年身体发福的他们,躺在上面翻个身都没有可能。宝安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来我的房里摄影时,连站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到我床上去,他说你这地方太小了。然后他们说31区的作家王十月的房子比我们这里还窄,我以为他比我还可怜呢。我去了王十月的出租屋里看,才发现虽然东西放得比较紧凑,但条件也比我们好,他是一家人单独租的一室一厅,收拾得干净、整洁,不像我们家要和别人拉拉扯扯。王十月当上了作家后,告别了租房生涯,买了一套价格不是很高的房子。我呢,有没有那么一天,不是很多很多的钱,买一套不是很贵很贵的房。只有有了房子的家,才像个家。很多人追求一生就为了一套房,可见房子对于人的重要性。家是可以卸下疲惫,让心停靠的地方。当初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租个房子都会遇到一连串复杂的问题,更何况人的一生,该要经历多少大风大浪,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繁杂多变的。

站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面前,我是多么渺小,它们高不可攀。

有时走在外面,看到本地人漂亮的房子,就会发出许多感慨,这里的人真是走了狗屎运,可能做梦都没想到有这么享福的一天。他们总是几栋几栋的房子,而我们租一间房都感到吃力。想起那句话:人比人,气死人。几年前在一商场见到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小孩,妈妈跟她打招呼。她叫配英,是本地人,也有几栋楼,以前她的一栋六层楼房刚刚建好,妈妈跟几个老乡替她打扫卫生,这样,妈妈才得以有机会通过她的介绍进了现在这个厂,一干就是十几年。关于配英的那栋楼,妈妈曾跟我们描述过无数次里面的摆设。配英的长相明显是广东人,一点不好看,或许,这就叫丑人有丑福。

我们的亲戚,在我们县城省城都有房产。妈妈回了老家,回到深圳后,总爱在我们面前说他们的家里是如何布置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艳羡之情尽在言语中。爸爸知道那些亲戚狗眼看人低,让妈妈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羡慕的样子,不然他们更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我们,妈妈说我才不羡慕呢,很明显地底气不足,心口不一。妈妈早就设想过,在我们一家人打工十年后,在县城置一套房,然后彻底告别打工生活,我和妹妹各找个男朋友结婚,一家人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等我和妹妹有孩子后,她和爸爸就帮我们带孩子。计划不如变化,妹妹早早结了婚,嫁得远远的。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仍是打苦工,没有高收入,可怜的几个工钱除了衣食住行,所剩无几。没有钱,没有一套房,也就相当于无家可归,我来到深圳十二年都没回过一次家乡,婚事也就拖了下来。令爸妈略感欣慰的是,妹妹和妹夫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按照妈妈想的,我们一家人现在应该像姨妈和表姐他们那么幸福,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妈妈说我有乾坤表姐那么有福气就好了,我一笑置之,她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苦,也没打过工,在娘家时受父母恩宠,在婆家时被老公疼爱,现在成了有钱人,要什么有什么。无论如何,我都赶不上她的,我受过的苦所留下的烙印是怎么也抹不去的。现实把我的梦想击得粉碎,我已经不是做白日梦的小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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